绥化学院地处边疆省份农业地区，几乎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。她1953年建校，最初叫绥化师范学校，1978年更名绥化师范专科学校，2004年专升本。外省学生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，新生开学季，校园里随处可见黑色面孔和红色面孔的学生家长。
我是绥化学院1987届历史系毕业生，做过中学老师、公务员、记者，凭借写作上的成绩，2005年回到母校教写作。从教十七年，我接触的学生超过3000人，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。临近退休，我终于完成应该做的一件事：追踪贫困生成长，为贫困生立传。因为，他们值得，这些泥泞中的摸爬者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在高校，贫困生群体备受关注，学校、老师、社会爱心人士、教育主管部门有很多资助主题的讲述，但这些讲述都来自他者，当事人缺席。随便听听同学的讲述，也会刷新我们对这个群体的认知。
有个女生特别瘦弱，身高不到一米五。毕业前夕，她用兼职收入还清助学贷款尚有余额，便拉着闺蜜逛街，花四五十块钱买了一双布鞋，穿上以后特别满足，笑着说：“长这么大，我第一次穿这么合脚的鞋。”
七年以后，她的闺蜜在北京跟我说起这事泪眼婆娑：“穿别人的鞋长大，她怎么可能有合脚的鞋呢？”
有个班初选贫困生，班长统计完说：“现在多了一个人，谁愿意主动退出？”
一个男生举起了手，事情马上解决了。
毕业前他的同学帮辅导员整理档案，看到他的家庭登记情况，他爸爸患有精神疾病，其实他更需要助学金。
够了。这样的讲述还是来自他者，我们必须走近当事人。（以上摘自《我教过的苦孩子》后记）
本文出处：《我教过的苦孩子》，艾苓著，真故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9月
本文受访者档案：
女，“85后”，绥化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2届毕业生。父母婚后接连下岗，母亲常被家暴，父亲提出离婚后，母亲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。大学毕业前夕，父母离婚，她接过照顾母亲的重担。前往山东后，先在夜总会就职，后调往下属公司从事售后服务，与以前的同事结婚后育有一女。2021年应聘小学语文代课老师，正在备考教师编，母亲状况渐趋稳定，在养老公寓生活。
高二结束的时候，我跟爷爷去齐齐哈尔串门。第三天早晨，突然接到家里电话，说我妈疯了，被120急救车拉走了。
回家以后，妈妈的诊断结果出来了：精神分裂症。
医生告诉我们，这种精神疾病无法治愈，只能服药维持。
我当时就崩溃了，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了，我问医生：“我们走的时候我妈还好好的，刚刚两天怎么会这样？我姥姥家绝对没有遗传病史。”
医生说：“她肯定受到了意外刺激，回去问问吧。”
姥姥家的人问我爸，我爸拉长脸，什么都不说。
我妈病情稳定后，她断断续续告诉娘家人，我跟爷爷走后，我爸给她买了很多好吃的，有鸡胗，有肘子肉，他们还喝了酒。喝酒的时候，我爸说：“咱俩离婚吧。”后来的事，我妈就说不清了。
我爸妈感情不好，这个我清楚。我跟他们在一铺炕上睡了18年，他们几乎零交流。说话的时候就是争吵，争吵经常升级为打架，每次挨打的总是我妈。
我爸是某水库一把手的儿子，我妈是油米厂厂长的女儿， 门当户对，曾经让很多同龄人羡慕。结婚几年后，我妈下岗。再过几年，我爸也下岗了。我妈做过小买卖，后来在家照顾爷爷奶奶。我爸打工，工资不多，我的学费一直都是爷爷拿。
我妈病了以后，我们一家三口从爷爷家搬了出去。我妈必须按时吃药，可她拒不吃药或者蒙混过关，我尝试了各种办法，好让她把药吃进去。
家里这种情况，我根本无法安心学习，第一年高考落榜，第二年差一分没进二本线，后来降段补录，我进了绥化学院。
2012年正月初七晚上，妈妈在另一个房间睡了，爸爸跟我说：“过两天，我准备跟你妈离婚。”
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，什么也没说，心里却想：我还有四个月毕业，正在写毕业论文，你就不能再等我三四个月吗？
爸爸说：“你妈妈的养老保险我交完了，到了退休年龄能按月领退休金。”
我很理解他，妈妈病了以后经常“作人”，半夜里乱叫，在厨房里大便，谁能受得了呢？
爸爸说：“我不管她了，你也不要管。你要是管，她会拖累你一辈子。”
我还是没说话。我想知道我们都不管，他准备让谁管。但他低下头什么也没说，叹了口气，回他们的房间了。
正月初十，我跟着他们去了民政局，好多人在排队。我妈知道他们去离婚，平常眼神发直，那天更直了，满脸不高兴。
轮到我们家，人家问：“你俩都同意离婚吗？”
爸爸马上说：“同意。”
妈妈也说：“同意。”
人家问：“有财产要分割吗？”
爸爸说：“没有。”
人家问：“子女是否成年？”
爸爸说：“成年了。”
整个离婚过程特别简单，我全程陪着他们，没说一句话。谁都没提妈妈的病，我当时不知道这种情况下爸爸根本无法离婚。等他们在离婚协议上签完字，爸爸好像松了口气，抢先到门口拦车，我们打车回家。
他们没什么财产要分割，平房房产证是爷爷的名字，余下的就是几件家电了。我跟妈妈在那个家睡了最后一夜，第二天我雇了一辆毛驴车，装上被褥，装上电视、洗衣机，我和妈妈坐在高高的毛驴车上离开了那个家，我再没有回头。
我们租的房子跟姥姥家前后院，姥姥还挺高兴的，她不用再担心我妈挨打了。
我的毕业论文写得乱七八糟，好在指导老师做了细致修改。我那时只想一件事：我要赚钱养我妈。
我没来过山东，在这儿落脚很意外。毕业以后，我在哈尔滨工作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公司黄了。
我们寝室的大姐是山东人，特别朴实厚道，她说：“你到我这儿看看吧。”
我买张车票就去了。在大街上，我看到有人穿布鞋，是那种纯手工的布鞋，觉得这儿的人和大姐、和她的家人一样好朴实，我决定留在这儿。
那时候，妈妈的病很严重，我想把她接到身边治病，必须拿高薪。正好有家夜总会开业，我去那里应聘，做了服务员， 日工资300元。
夜总会的女服务员也叫“公主”，主要是倒酒、倒水、帮忙点歌、收拾卫生。夜总会的小姐，我们叫“佳丽”，也叫“美女”“公关”，她们主要是陪酒、陪唱。
原来说好了，前期培训也有工资，每天100元。夜总会开业三个月，经理换了几个，谁都拖着不给工钱。我们十多个人商量了一下，都跟经理说，我们准备辞职。
不大一会儿，夜总会来了一伙人，经理老远迎上去，管其中一位矮粗的壮汉叫“董事长”，他回头冲我们喊：“刚才谁要辞职？到会议室开会，马上去！”
本来都说要辞职，看情况不妙，谁都不敢靠前了。我比他们年龄大，走在最前面。等我们进了会议室，有个人把门反锁上。
那位董事长冲着我“哇啦哇啦”喊，应该是破口大骂吧，我听见“娘”“奶奶”什么的，别的听不懂。听不懂，等于没骂我，这么想着，我就看着他笑。
骂够了，他才问：“今天辞职谁挑的头？为啥要辞职？说实话的，有奖励。谁今天撒谎，我就让他死在这屋里！”
有个小女生“哇”的一声哭了，边哭边说：“我不知道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！”
我说：“董事长，今天的事没人挑头。我们来应聘的时候，公司说培训也有工资，一天100元。这笔钱我们要了好多次，一直拖欠，我们才想辞职。”
董事长问：“是这样吗？”
有个服务生说：“是这样，夜总会开业三个月，培训费拖欠了三个月。”
董事长是红脸汉子，这回脸更红了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是我素质太差。你们先回去工作，培训费明天就发。”他还指示手下人拿钱，给我和那个服务生，还有那个吓哭的小女生每人500元。
从那以后，董事长记住了我，每次有头有脸的人来夜总会，他都点名让我过去服务。
有一次，包房里来了好几个人，也都有头有脸的。有个男人喝了不少酒，对陪酒的佳丽动手动脚，后来干脆把人摁到沙发上。
我实在看不下去，端了一杯酒走过去说：“先生，我敬您一杯酒吧。”
那个男人接过酒杯，直接把酒泼到我脸上，他把酒杯摔在地上，走出包房。
我掏出纸巾擦了擦脸上的酒，对其他客人说：“对不起，我马上就收拾好，请继续唱歌吧。”
第二天，经理给了我500元，说是董事长的奖励。
还有一次，有个佳丽喝多了，我们下班的时候，她已经醉得不省人事。
我问大家：“这怎么办？”
谁都不吱声。
我说：“我抱她去我宿舍吧。”
我没什么力气，好在佳丽瘦，有人帮着开门。我把她抱下楼，就是忘了门外最后一个台阶，一脚踩空，两个人都摔倒了。
我的脚踝扭伤，半个月没去上班。伤好以后，董事长请我去他家做客，他亲自下厨。一起去的，都是各分公司的总经理，就我一个普通员工。
我在夜总会工作一年后，他把我调到下属企业做售后服务工作，别人一星期只有一天假，再请假他就骂，我是例外，可以随时请假。他还给我一间两室的员工宿舍，我跟我妈搬去住。那里离市区远，在乡下，我妈闲着没事，在楼下开了一块地，每年都种小菜。
我把我妈接到山东后，给她取名“高歌”，希望她忘掉从前，在这里开始新生活。我天天哄她开心，她确实比以前好很多，住院的频率比以前低了，差不多一年一次。她不再抗拒药物，每天都按时吃。
她和我爸过了半辈子，打了半辈子。来山东以后，总跟我念叨我爸好。
我给妈妈买了手机，她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了爸爸的手机号，经常给爸爸打电话。爸爸跟我告状，我便重新设置了妈妈的手机功能，只能接，不能打，还买了条小狗在家陪她。
看妈妈精神状态越来越好，我给了她500元钱，告诉她想吃什么可以自己买，没想到出了意外。
几天以后下班回家，妈妈不见了！
她的电话无人接听，她常去的地方没人，打了很多电话，发了朋友圈，都没有她的消息。虽然当地十月份天气还暖和，但是想着妈妈此刻正流落街头，不知道蜷缩在哪个角落，我没法睡觉。
两天以后，接到老姨的电话，说我妈自己回家了。我没急着回去接她，想着她回去待段时间也好。
两个月后，老姨告诉我，我妈受了刺激又犯病了。她总去我爸住的那间平房，像个痴情的小姑娘守在门口。可能爸爸早出晚归，两个人一直没照面。有一天爸爸看见她，害怕了，第二天就把门窗钉死，大门上锁，他不回来住了。妈妈再去，看见门窗钉死，她跳进院子，把钉窗户的木板拆了，把窗户砸了，把门撬开，屋里的东西也砸了。
我把妈妈接回来，直接送去住院。异地住院，报销比例低，这些年，妈妈报销不了的住院费用大概七八万元。她烟瘾特别大，一天最少抽一盒，看都看不住。
精神好的时候，她能给我做饭，但我家的锅每年都要烧坏十几口，她做着饭经常忘了。比如半夜里她饿了，起来煮鸡蛋，吃了一个觉得不饱，接着煮。这边煮上鸡蛋，燃气灶开着，她回屋睡觉了。半夜里鸡蛋炸响，锅盖飞起来，早就不属于意外了。
后来发现我妈血糖高，空腹数值二十六七，必须住院治疗，我辞了职带她回原籍住院，姥姥已经去世，正好快百天了。
我不是没想过把她留在老家。我妈出院以后，我去政府部门咨询，有位主任问我：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我说：“30岁。”
他说：“我给你指两条路。一条路是直接把你妈送到精神病院，你该走就走。第二条路是把你的户口和你妈妈的分开，这样她就属于无保障人员，跟你没有关系了，我们再把她送进精神病院。”
把妈妈送到那种地方关起来，她就彻底完了，我舍不得。
我和老姨、老舅带着妈妈去齐齐哈尔市精神卫生中心，想给她做鉴定。精神分裂如果达到二级以上，政府每个月能给点儿补助。
大夫问：“你经常生气吗？生气的时候摔东西吗？”
妈妈说：“我不经常生气，生气了我也不摔东西。”
大夫问：“你跟女儿在外地生活，你能给她做饭吗？”
妈妈说：“能啊，我天天给她做饭。”
那天她的表现真是出乎意料，大夫直接在表格上写了“三级”。出了医生办公室，我哇哇大哭，她平常各种“作人”，这会儿怎么就表现这么好呢？
老姨跟我说：“就该把你妈放到一只小船上，爱往哪儿漂往哪儿漂，你别管了。”
我本来正哭呢，让老姨的话逗笑了。
我把妈妈又带回山东。这边虽然没有亲戚，同学和朋友对我像亲人一样，我有事的时候，他们都能帮我照看妈妈。最主要的是，妈妈在这边可以少受刺激。嫁人很重要，陪伴妈妈也很重要，我不想拖累别人。
最近几年，妈妈情况稳定，她在养老公寓生活四年多，已经习惯那里的生活。我也静悄悄地结婚了，没有婚礼，老公是以前的同事，认识多年。2020年5月，我们有了女儿。
2021年12月，我应聘了小学语文的代课老师，我特别喜欢教师这个职业，最近在备考教师编。有了女儿以后，我更想拼命把控自己的人生，她每天都在长大，我必须成为她的榜样。
原文作者/艾苓
摘编/张进
编辑/张进
导语校对/柳宝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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